有关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的思考，在如今比较浮泛以至影响众多知识分子思想行为方式的社会生活中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不合时宜只是使这类问题的探讨更显沉重。无论如何，一个对文学保持着热忱，愿意思索人生意义的人是不应当总是根据旁人在干什么而决定自己做什么的。说到底，对每个人来说，如何尽善尽美地度过一生是自己的事，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实际上，有关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的话题是不适于论证而只适于漫谈，是很难质疑而只能虔信的，它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古今中外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使我们一再感受和体味到：艺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任何世纪，任何处境下，都只能宽泛地理解为人类要维护自身美感、尊严和精神价值的决心，都要保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作用。而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作家的责任、使命以及精神情怀的真正底蕴。这个信念是超乎各种道理之上的。既然只有人能在宇宙秩序和大自然力量之外独立创造出一个奇特的虚构世界，并在其中感到精神上的无比充实；那么严肃的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劳作，它同时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不管我们置身何处，我们都应该确信，任何一个时期变动不居的生活潮流都不可能涵盖全部历史，也不足以泯灭作为人类整体对精神升华的天然向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感叹，人的本性似乎总是被两种不同的生命根性所控制，一方面是现世生活，熙来攘往，一方面是喜欢内省独处，为自己的生存寻找意义。只有最愚钝的人和最不诚实的人才不承认这一点，说人生就是弱肉强食，不枉此生的办法就是尽量满足各种感官本能的需要，像动物那样。可是动物不会对着夕阳流泪，而人会。所以，不管身世多么显赫，生活多么幸运，可以在大庭广众炫耀的东西，在作品中就不行。因为读者们要求看到的是从生活面上生长出不同的东西，那是纯真的梦想，是高尚的感情，是心灵精华之所在；在那里，王子不仅吻了公主，也会和灰姑娘相爱相亲。
怀着精神追求的乐趣生活着，显然要胜于仅仅生活着。正是那些伟大的作家差不多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正是那些普通读者以他们质朴的期望把本来就不应搁下的旗帜固执地塞回到作家们手里，提醒他们，鞭策他们。一位在网站发表意见的读者说得非常好，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缺少的是真正的人格力量，他希望“文学是神圣的，一流的作家必须有高于大众的精神境界，能够带领人离动物界更远……”，而“放下书本，让人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骄傲，真想去做一个好人，这才是好书的作用”。这样的渴求在一千年前的书中也能看到，放在一千年后也不会过时，这使我们可以指出一种不与时间偕亡的秘密，它与任何一种傲慢的创新或唯恐孤独的恐惧毫无关系，这就是，好的作家可以做任何时代人们的朋友，他必定应当拥有一个独特迷人的内心世界，而好的作品是它的结晶。
好的作品，始终是一个人的谈话，只有他这样跟我们谈话，或者说是我们被作品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个人拓展的精神境界。随便翻到哪一页，我们总能感到那个有独特魅力的人的存在，他的眼光，他的沉思，他的微笑，他待人接物的方式。高贵的情怀犹如一束明光，它不回避一切可怕的题材，它照亮一切黑暗、丑陋和可能引起剧烈痛苦的地方，使这些角落有了意义。我们读者信任地跟随这样的作家，不是为了去猎奇，不是对那些题材本身感兴趣，而是迷恋于他的眼光，他的口吻，他的令人钦佩的从容以及始终不会中断的若有所思。比如，这种迷人的精神美感，在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描写西伯利亚流亡生活的自传性小说《死屋手记》中，在第一章第一页第一段就令人敬畏地出现了。
“我们监狱位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陀斯妥也夫斯基刚刚描述这一句，就突然冒出一段感慨，说有时你透过监狱木栅栏窥视外面的世界，只能看到一小块天空、枯草和围墙上的卫兵。假如多少年后再回到这里，那时你会看到什么，可能还是那块天空，但却是“另外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了。然后思绪又黯然转回来，继续描写“监狱大院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这一段感慨犹如神来之笔，绝望的心境与对自由的渴望互相渗透，格调也随之沉痛、深沉而又奇异地富有诗意，片刻间把境界引向开阔。
当然，你可以从技巧层面进行分析，说时间空间如何扩展，心理描写与景物描写如何有机融合等等。可是谁又想到在作品一开始就能这样写呢？有哪本写作教科书这样教过凭空起势呢？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是作家的情怀，这充沛复杂的感受是首先活在作家内心，才会浸润到作品中的。监狱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物件，都与作家的命运发生关系了，也都沾染上他独特的观察眼光和思索了，因此再也不是那么枯燥无味了，只等一落笔就会呼唤而出，正如作家当初久久沉思那样。值得指出的是，假如没有那段感慨，前后两个描述句才正好是一般意义上的完整叙述，事实上，许多作家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写下去的，因为没有什么独特深刻的感怀，以至于把小说变成了报告文学，使题材本身而不是内心世界成了决定他们是否引人注目的因素。
但是陀斯妥也夫斯基最让人感到惊异之处在于：监狱本来是把复杂变得简单，把人变成符号，把感觉变得麻木的地方，我们在他的《死屋手记》里却碰到了最为复杂的表现，最为细腻的感觉，最为冷峻的目光和最为从容不迫的笔触；这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例如被誉为但丁式手笔的描写囚犯洗澡的一节，囚犯过节演出时像孩子似的兴奋心理，甚至对监狱里动物的描写中都可以见到。真是令人迷惑。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在博大深沉的情怀浸润下形成的气象浑沌，难以句摘的独特文体，那些看似由杂乱无章的感受，平常，琐碎甚至不大合逻辑的句子段落组成的篇章，显然要比一般字斟句酌的篇章更能构成一个浑厚有力的整体，浑沌一片要比一清见底更让人难以忘怀。而且不管怎样起伏无定，却同样有分寸，总是在稳稳的控制之中。这需要多么强大、深厚的自持力。监狱对作家来说本该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英国作家王尔德就因为在监狱里放不下贵族身份，结果精神垮了；而陀斯妥也夫斯基却仿佛像个旁观者，什么都扰乱不了他冷峻的、深隧的、有时是好奇的、但始终饱含温情的审视目光，在一般人早该玩世不恭的地方他沉思不语，在一般人已经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优雅自持。
毫无疑问，当一个作家有了足够完整、强大、深隧的精神世界时，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皇宫，他都会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世界；他一张口，一提笔，人们就会辨别出他独特的声音；而且无论什么厄运、什么人也都不再容易毁灭他了，甚至包括他自己。
伟大的作品中不可能有任何想取悦于人的东西，它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总是既与千百万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又显示出个人对生活命运的深入思考和把握。写作本身作为一种孤独的精神活动，其重要一点就是作家能够通过不断接触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通过与生活，特别是与现实苦难的对质，找到使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与形式。因此，即使是在普遍喧嚣的时代，那种普遍浮躁的风气也不是不可抗拒的。事实上，在周围普遍张惶失措的时候，也正是不屈的个性开始显现的时候。一个真正专注于内心精神生活的作家，刚开始时也许还不成熟，但写作过程中会逐渐变化气质，而当他终于拿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世人时，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能够使他内心崩溃。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我与地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处于中国社会生活极为纷繁浮躁的历史时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却是少见的宁静，深沉和睿智，它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因为作者始终是处在与个人命运最残酷的搏斗之中。多少年来，这个年轻人不得不远离了同伴，坐在轮椅上，在这荒芜的公园里苦苦思索，想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刚开始时是可怕的绝望，是天天在死亡的边缘上徘徊。逐渐地，思考的习惯和沉静的力量改变了他，塑造着他，结果，开始时的巨大哀凄终于演变为深广的内心生活。
从活动半径来说，史铁生处在最封闭可怜的环境里，而从内心生活体验的丰富来说，他却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正是这个曾经如此绝望、被人们认为生活已早早结束的人，注定要给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注入一些新的东西，使人们从中得到独特的感悟和启迪。比如，文中对生与死的辩证思考令人惊讶。他认定，既然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肯定不会错过的事实，那么即使绝望欲死，又何妨等到明天再说，今天先尝试一下认真活下去的可能。这一思索既沉痛又机智、既直面苦难又包含了积极意义，它也许将能说服、挽救和鼓舞更多陷入绝望的人。史铁生终于领悟到，“假如世界上没有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于是，正是在这博大的宁静中，日常生活的诗意，就像沙漠中的雨露一样显现了。那些交响曲般的四季的美，那些周围出现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成了这篇格调沉重的散文中的抒情乐章。作者是将他全部的心血和人生体验一灌注其中的，所以他远远地抛弃了他所处时代的浮躁虚飘的文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严峻深刻的哲人气质和厚重风格。特立独行的精神生活是可以穿越时代的樊篱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从顾准身上找到。文革时期的生活是多么严酷，人们的语言多么贫乏，枯燥和浮夸，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却仿佛不是写自这一个时期，其语言风格出奇的平静，准确和优雅──“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人们当时觉得顾准为了自己的直言不讳从高位沦落到形同贱民般可怜，他却觉得人们言不由衷“可怜”。也许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这个世界即使伤害了他们，也奈何不了他们，即使让他们低头，也够不上和他们的心灵对话。
当然，高尚、宁静的精神生活对个人来说并不能消弥肉体的痛苦，但是个体的苦难和幸福总是有尽头的，它们在宇宙的变化中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个人的心灵生活所曾达到的深度，却可以因为变成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永远为人崇敬。
一个作家影响一批读者，一批作家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我一直认为，作家的重要职责和价值所在，是不仅要像旁人那样介入生活，不仅要像学者那样拓展精神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还要有助于提升本民族的文学语言。因为语言的优雅、优美只能来自于作家的高贵情怀。所以相比于一个时期沸沸扬扬的社会事件和文学活动，这是一笔更为持久珍贵、更令人感激的精神遗产。
我曾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某种相似性进行比较，两者在社会历史背景、文化运动以及语言变革等方面都有相近之处。令人感慨的是，十九世纪以普希金为首的一批俄罗斯大作家不但积极推动社会进步，也以自己的语言开创了世界性的文学。尽管随着时过境迁，作为斗士的普希金逐渐模糊了，但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却永存，因为他纯洁了俄罗斯的语言。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是永远铭记的。可是相形之下，当二十世纪过去，有多少中国作家敢于对中国的读者说，自己的创作纯洁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使从现代口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学，能够显著地影响、丰富和提升日常用语；使我们中国人今天说话听起来文雅，含蓄，表意丰富，有新意，友善，而不是那么彼此相像，玩世不恭，单调火爆而又不负责任；使我们能够借着个人的声音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美感和真诚。
毫无疑问，作家的责任是重大的，他们不但要提供让读者喜欢、沉缅的艺术情境，满足精神交流的渴求，而且更应该让自己使用的语言熠熠生辉，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塑造一个较为完美的人的形象，如同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那样。不管到什么时代，读者始终希望能与这样的作家交谈并达成精神默契：他既不高高在上又不过于随便；既洞察人性的缺陷，又仍抱有善意。既活在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里，又不厌弃日常生活；既不故作超脱之态，又从不顾影自怜。一颗深沉质朴的灵魂，为人真诚，谈吐优雅，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这并不容易。
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做底蕴，是不可能取得创作的成功的。有时候，作家的似乎非常流畅的文笔，可能是由于作品思想性的空洞浮泛，越是缺少独特思考的作家，越不愿意用普通的词句表达普通的思想，越容易淹没在无所适从的形式放纵和没有办法的堆砌华辞丽句中。于是，内容形式不能相配，丰华变成浮华，气势变成佯狂、优美变成甜腻。而内心确有思想力量而又有才气的作家，艰涩的心路历程反而使他不那么容易被圆熟的文笔带着跑。他的深广的思想感情，往往会转化为作品中的节奏魅力，这种迷人的节奏既存在于结构中，也存在于句式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奔腾无羁，也让人感到内心节制，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一个普遍的规则是，越是智慧，越要求简朴；越是新鲜深刻的思想，越要求在表达上语言朴实无华，以免卖椟还珠，以辞害意；
当然，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语言，很容易被卷入玩世不恭、还荒诞以荒诞的各种游戏中，也的确有千百种理由诱使人们口无遮拦，牢骚不断，自暴自弃；但这样做毕竟是容易的，最难的还是不这样做。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语言本应是人道、理性和真理的创造者和保有者，那种充溢着暴力和欺骗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语言的尊严感和真正活力绝不是来自于随波逐流，不是来自于口无遮拦，而是来自于维护自身尊严的坚定意识，来自于始终坚持以优雅亲切的口吻来表述思想情感的美好情怀。一个民族的优美、纯正、精微的语言是需要一代代来维护和发展的，因此，谁能始终坚持以人性的语言写作，谁就表明他有一种多么坚强不屈的品质。因为人本身毕竟是渺小易毁的，只有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美才可能不一定因肉体的损毁而一定丧失。
应当承认，商业社会容易限制人的思想境界，大众消费文化无视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现代专业分工割裂人的完整内心世界，克隆人等高科技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动摇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价值传统，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因感到生存的卑微、不受重视、无能为力而容易玩世不恭，这一切都在很有理由地阻止着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出现。但如果能够超越这一切，能够以惊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生活，以博大的情怀包容一切，奇迹就有可能开始显现。
（作者注：本文系3月4日作者在现代文学馆所作同题演讲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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